音乐家宣科纪实　

　　丽江历来出怪才，不知是奇怪的山川河流孕育，还是神奇的民族文化所致，近年来又冒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怪杰。蹲了20余年监狱不说，出来后仍是个伙子本色，神采飞扬，雄辩滔滔，似乎进监狱不是去受苦役，倒像是去修炼什么金嘴铁舌。他运用几种民族语言，痛快淋漓地陈述自己的思想；意犹未尽，又操一口纯正的英语，试图将音乐迷宫中的玄奥都点破。出狱后十余年来，他抛出了许多又古怪又不得不令人折服的学术论文，并且篇篇掷地有声。什么“音乐舞蹈起源于恐惧”，什么“混唱先于齐唱”，什么“纳西族的祖先并非羌族”，什么“东巴教不是纳西族原初的宗教，而是纳西族原生文化在藏族再生文化中的传承”，什么“‘热美磋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纳西祖先的民歌”，什么“白沙细乐不是蒙古族音乐，而是纳西族古乐《安魂曲》”，什么“世界音乐只有四个音态区”，什么“纳西人学英语是学第二外语，不应以第一外语作为工具，而应直接从母语到英语”，什么“纳西古乐是往昔士林藉道教仪式所作的礼乐活动，其中有四首是唐宋音乐之孑遗”……真是连珠炮式的轰炸。他的新观点、新思路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又不免使人悍然，尤其对于那些形成了传统音乐理论思维定式的人，更是造成摄及灵魂的动摇和不安。

　　可他论据确凿，言之成理，不能不使人折服。他的论文先后在刊物上发表，在音乐民族学界造成了轰动。特别是他的《活的音乐化石》即《音乐源于恐惧》一文，在《天津音乐学院学报》发表后，曾译为英、日、荷等国文字，被欧洲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作为国际音乐民族学家们的交流文件，并由荷兰莱顿学院及荷兰驻中国大使发出邀请信，邀请他出国讲学。后来，由于一些不难想象的原因，他未能出国讲学。再后来，这篇论文被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生明庆二在其《传承机能音阶论序说》一书中给予高度评价。

　　他的论文一经发表，便被报道、转载、评价，热闹非凡。前后有《泰晤土报》、《莱顿学院学报》、路透社、美联社、荷兰《“窘”研究会音乐年刊》等报刊作过专题介绍。随着知名度的增高，他忙得不可开交，从丽江远走成都、广州、北京，被邀请四处讲学，前后在中央音乐学院、四川音乐学院、中央民族大学等十余所大专院校及音乐协会举办“宣科专题音乐报告会”，每一场报告都引起不同程度的“音乐风暴”。宣科其人其文其说亦成为一种民族音乐新思潮，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，被载人称之为中国旅游圣经的澳洲《中国》一书。人们从四处涌来，拿着那册《中国》，不同肤色的音乐爱好者和研究者，在丽江古城四方街一幢古老而窄小的小楼上找到他。随着他的学术探讨的深入，人们传播的奇闻逸事不翼而飞。宣科这个从不“照本宣科”的人，逐渐走向世界乐坛，使得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时，其音乐总监也会见了宣科这个“怪人”，并与之进行了一番据说是十分成功的对话。

　　在音乐民族学界，宣科所涉及的课题都是重要的领域。多少代学人曾为这些课题耗费了青春和汗水，学术成果可以车载斗量。要设立自己的观点颇不容易，并且，都是被历史的烟幕笼罩已久，悬而未决的硬家伙；况且还有那么多林立的学术权威。要蹬踏出一片天地，实非易事，除了要具备很深的学术修养外，还得有学术勇气和胆魄；不仅要用手写，还得用脚写。因为大量的遗留物在民间，必须要精通民族语言，还要跋山涉水去搞田野调查。宣科具备了这些条件，他当然就形成了气候，“宣氏音乐创见”便迎风而来，使我们不能不放弃成见，重新审视他的成果。那么，宣科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他到底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履历?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求知历程呢？

风风雨雨人生路

　　一颗种子的萌芽，需要有一块肥沃的土地；一支利箭的射出，需要强有力的弓弦；一个婴儿的诞生，需要母体的孕育，直至在血与泪中挣扎的分娩；一种真正的学问或一个探索真知的名人的诞生何尝又不是如此呢?它需要有家庭和血缘的基因。需要社会的筛选，需要自身的拼搏，需要历史的契机。这些因素在宣科身上都烙上了深深的痕迹。

　　他诞生在丽江一个殷实的小康之家，祖父是个举人。他大叔宣伯超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，在左联时期，曾与茅盾、张天翼等作家一起从事文学活动；194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《云岭牧歌》，在当时名噪一时。他的父亲宣明德，虽只读过小学。但聪明过人，记忆非凡，能说七种民族语言。并且，在丽江给传教士当佣人时学会了说英语，尔后又被选送神学院深造。宣科的祖辈，是明朝嘉靖年间从安徽宣城移民来云南鹤庆的汉人，曾祖母是纳西族，祖母是藏族康巴贵族。多血缘的结合，使父亲宣明德天资聪慧，脱颖而出，在语言、艺术方面较为出众。宣明德是丽江第一个被外国传教土笼络的人，由于他杰出的演说能力，深受传教土的器重。他曾游说固执的喇嘛改变自己的信仰，使之改信基督。对于他的演讲天才，当年的传教士赞誉不已。他父亲曾经当过美国西奥多·罗斯福总统的儿子的翻译，因为罗斯福的儿子是杰出 的猎手，他们从一个传教士的日记中发现了滇西北的永宁与四川交界处有“陆地白熊”(即熊猫)。于1928年10月，他们从缅甸进大理，然后到丽江，由宣明德陪同到永宁去。因他不仅能说英语，还懂得当地许多民族的语言。他们在永宁与四川木里交界处的确发现了熊猫。后来，他们写成一本书《跟踪大熊猫的足迹》，1929年在美国出版。

　　由于宣明德与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很好，使宣科从小就进入丽江教会小学读书。宣科天资聪慧，在教会学校和丽江中学深得老师们的厚爱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被送到昆明继续学习。在昆明的这段生活，民间颇多传奇，一种说法是宣科在昆明过着公子哥儿式的生活，生活上很放荡；一种说法是他的生活很艰苦，但凭着他的能耐，在昆明的三教九流，没有不认识的。实际情况是，他在昆明读书，是靠他姐姐和姐夫生活的。按他的说法，在那段时间，他还是很见了些世面的；按时下人的说法，过了一把“大款”的瘾。他姐夫是当时西藏达赖政府驻昆明办事处的主任，在庆云街住着一幢别墅，门口有警卫，屋里有仆人，来往的都是一些显赫人物。宣科亦沾了不少光，至少生活上无忧无虑，一门心思投入艺术，埋头在艺术的海洋之中，获得不少知识的琼浆。

　　1950年，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，要万人夹道迎接解放军的到来。生性不甘寂寞的宣科当然引人注目，他担任“云青”、“洪流”合唱团的指挥。在正义路，他挥舞着指挥棒，风流调搅，英姿勃发，令当年的少女们倾倒。由于他深厚的音乐功底，天生的艺术家气质，加上他有一颗热爱生活、投身潮流的心，他便红起来。解放后，他被正式调入昆明市委文工团，担任指挥，眼下一些红得发紫的老歌手，比如黄虹等人，当年还是他手下的队员。

　　1954年，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发生了一件事，按他自己的说法是“一辈子让人汗颜的事”。当年，青年作家白掸的小说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一炮打响，在全国引起了轰动，筹备拍成电影，的猎手，他们从一个传教士的日记中发现了滇西北的永宁与四川交界处有“陆地白熊”(即熊猫)。于1928年10月，他们从缅甸进大理，然后到丽江，由宣明德陪同到永宁去。因他不仅能说英语，还懂得当地许多民族的语言。他们在永宁与四川木里交界处的确发现了熊猫。后来，他们写成一本书《跟踪大熊猫的足迹》，1929年在美国出版。书中写到宣明德的地方达40多节(处)。

　　由于宣明德与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很好，使宣科从小就进入丽江教会小学读书。宣科天资聪慧，在教会学校和丽江中学深得老师们的厚爱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被送到昆明继续学习。在昆明的这段生活，民间颇多传奇，一种说法是宣科在昆明过着公子哥儿式的生活，生活上很放荡；一种说法是他的生活很艰苦，但凭着他的能耐，在昆明的三教九流，没有不认识的。实际情况是，他在昆明读书，是靠他姐姐和姐夫生活的。按他的说法，在那段时间，他还是很见了些世面的；按时下人的说法，过了一把“大款”的瘾。他姐夫是当时西藏达赖政府驻昆明办事处的主任，在庆云街住着一幢别墅，门口有警卫，屋里有仆人，来往的都是一些显赫人物。宣科亦沾了不少光，至少生活上无忧无虑，一门心思投入艺术，埋头在艺术的海洋之中，获得不少知识的琼浆。

　　1950年，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，要万人夹道迎接解放军的到来。生性不甘寂寞的宣科当然引人注目，他担任“云青”、“洪流”合唱团的指挥。在正义路，他挥舞着指挥棒，风流调搅，英姿勃发，令当年的少女们倾倒。由于他深厚的音乐功底，天生的艺术家气质，加上他有一颗热爱生活、投身潮流的心，他便红起来。解放后，他被正式调入昆明市委文工团，担任指挥，眼下一些红得发紫的老歌手，比如黄虹等人，当年还是他手下的队员。

　　1954年，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发生了一件事，按他自己的说法是“一辈子让人汗颜的事”。当年，青年作家白掸的小说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一炮打响，在全国引起了轰动，筹备拍成电影，已由作者改成电影剧本。省文联主席、著名作家陆万美推荐宣科参加音乐创作组，先让他参加案头工作。他十分乐意，并一口答应下来。他自己是这样回亿尔后成为泡影的这件往事：“什么案头工作?屁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案头工作。不过，我还是到巫家坝机场去迎接过上官云珠、蓝马等一批名人。第二天，我走进摄制组所住的国防文工团，啊呀呀，美女如云，第一次见到世间的美人都集中在一起，眼睛都不会眨了。我心里那种美女面前的表现欲，开始蠢蠢欲动。我看见一个无人的房间里有一架钢琴，就自然地走过去边弹边唱，用意大利美声唱‘我的心啊在高原’。当时，真是年轻气盛，初生牛犊不畏虎。这时，一个穿得破旧的老头走进来问我：‘小同志，你找谁?’我很傲慢地说：‘我找陆云同志。’

　　陆云是当年举国上下、妇孺皆知的大音乐家。那个老头说他去找，让我等一会儿。我在钢琴上自我陶醉，美女们飘过来一束束目光，我更是得意忘形。正当美女们围过来听我用英语唱歌时，那个老头过来了：‘你等一等，小同志，他有点事。’我开始在心里有点不喜欢那老头了，才叫我‘小同志’。他坐下来说：‘你还唱得不错嘛，小同志。’我不屑一顾地说： 你还懂点音乐?老同志。’那老头又说：‘怎么会一点也不懂呢，文工团的炊事员嘛，老弟!’咦，他改口了，叫我老弟。他坐得离我更近一些，我便洋洋自得。他说：‘你的发声好像有点特殊呀。’我说：‘这叫法国美声。’他说：‘哦，喷喷喷!’他只忙于喷喷了，我更是忘乎所以。他说：‘你是哪里人呀?’我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，时间已过半小时，仍不见陆云来，我说：‘请你帮我叫一下陆云同志。’他说：‘别急，他有点事，马上就来。’这时，又跑进来两个美女，我的眼睛又在偷袭她们，就像偷袭珍珠港一样。那个老头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笑。这时，跑进来一个人叫道：‘陆云同志。’那个老厨师说：‘什么事?’我如五雷轰顶僵在那里了，原来那个自称是炊事员的人就是陆云。　　

　　抗战时，哪一个中国人没有唱过他的歌?我从来还没有这么害羞过，真是无地自容，恨不得脚下有个洞，钻进去永远不出来，真的是满头大汗了，狼狈不堪地木在那里。陆云同志说：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老弟，我很欣赏你的性格。’这样的宽容，正是长者的可爱之处。现在我已60多岁了，但那一幕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世界上竟有一种东西叫害羞。你们都要小心哪，在美女面前，不要表现得太多。我确实有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害羞，不过，会害羞是好事情，人类就是在不断的害羞中成熟的嘛，对不对?”

　　他最终没有能参加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的音乐创作，是因他姐夫的原因。他姐夫在昆明解放后，转到印度去了，他们从印度汇钱给他，补助他的生活，钱从香港某银行汇来。他当时不知这家银行的底细，原来，许多国民党特务的经费就是通过这家银行提供的。他兴高采烈地去取钱，等待他的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实，他被扣押、审查、软禁，背景是政治，标的是“男女问题”和其他。一直折腾，他消失了，消失在地平线之外；告别了舞台，告别了指挥棒，受制于别人的指挥棒，告别了他心爱的音乐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是到一个不可告人的地方去了。他被押送到红河州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——期北山囚禁起来，劳动改造。　　

　　但是，音乐从未在他心中消失，因为鞭子和镣铐毕竟锁不住音符在他心中的跳荡，也惟有音乐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安慰。这个在昆明城中跃跃欲试的音乐才子，还未萌芽，就遇上了一场风暴。他坐着囚车，看着那山林、悬崖，看着一条红色的河流挣扭着流去，看着一片片红河谷地的红土，那首加拿大民歌的旋律在他心中流淌：  “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，要离开热爱你的故乡……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。”热爱他的故乡在遥远的玉龙山下，热爱他的姑娘在哪里呢?坐在囚车上，歌，一遍又一遍的在心中回荡，泪一颗一颗咽进肚里。过去的一切像一场场的梦。等待他的不知是什么，命运不知会用什么颜色来删改他的人生。一路上，峡谷套着峡谷，隔着囚车的铁栏望出去，一片破碎的蓝天。

　　“我到底在走向哪里?”他一遍又一遍问自己，可是，那时谁又能回答他呢?一般说来，劳改的场所、环境都很险恶。他所处的是矿山，因为不险恶的地方不出矿，除了几只山鹰在山顶盘旋外，生命似乎已经绝迹。只有一些蓬头垢面的人在这荒山上抬石头，他们这一群来自三教九流的囚犯，在九曲十八弯的山道上，像一群蚂蚁一样生存着。
那是一个永远难忘的夜，对于他来说，是刻骨铭心的苏醒，也是彻底绝望中的亮点。他被单独囚禁在一间单人暗房里，周围有六座阴森森的岗楼。在夜幕下，他透过小小的窗口，看见冷森森的岗楼和哨兵的刺刀尖在神秘的星光下闪着寒光。他心中掠过一丝恐惧，他害怕，心中有一道道惊恐中的音符，那么沉重，那么压抑，像黑色的液体淹过他的心头。他需要驱除这种恐怖。于是，他想起小时候，在浓黑的夜色中跟随父亲去参加乡民的簧火晚会的情景。在夜光中，火光忽闪，裂着伤口的山民的脚跺地而起，“窝热热”的歌摇撼着山峦，那沉浊的男声，那颤栗的女声，层层叠叠地铺过来。他在暗夜中，独自哼起来，哼起来之后，不再害怕了，他突然顿悟： “他妈的，音乐难道不是产生于恐惧吗?”就这么一闪念的瞬间，他获得了一种精神的释放，思索着，论证着。可是，环境不容他去从事这样的使命，只能像一颗种子，埋在泥土中，等待雨水，尽力不使自己还未萌芽就腐烂。他就这样等待着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

　　灾难和不幸，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，但对知识分子就不同了。当灾难降临时，他们比任何人都紧张而痛苦，更缺少应变之力；但是通过这一关之后，他们的文化意识复苏了，开始与灾难周旋，比常人更能持久抵抗，因为他们已洗刷去虚浮之名，寻求生命真正的本色。继而，进入某种境界，考虑的不再是自己，因为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发现了比生命更本质的秘密和人性的谜底。宣科也不例外，他丢弃了一切曾有过的幻想，开始体验周围的人和环境。一切艺术都表现人、研究人，那么，何不开始读这本活生生的大书呢。他彻底地遗忘自己，沉入到那一个个的《天问》之中。

　　他本来只判了7年。在他服刑期间，公安厅长到劳改营去训话：“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凡是认为自己有冤屈的，可以申诉，我们将进一步调查核实。”他信以为真，感动得不得了，真以为遇上了包青天，命运将有转机了，差点就喊了万岁。他很会写，连夜写出申诉报告，诸如把他的家庭成分写成贵族是错误的之类，送上去了，等待着福音降临。殊不知，结局出乎他的意料。凡是写了材料的人都被认为是有野心的、无理取闹、企图推翻红色政权等等，统统加判3年，无一例外，他就只能等待那个遥远的再3年了。可是，还未等到那年，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，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，他这个老运动员能逃得过去吗?小泥鳅也好，老泥鳅也罢，别想掀波浪，准备坐下去，把监狱作为家。一直到1978年，他才走出来。

　　他在狱中并没有停止思索，他仍在努力地思考着音乐的种种难题。按常理，在那样的地方，人变得堕落才是合理的，可为什么许多文人反而变得坚强和高洁了呢?这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。不管他们所处环境如何变化，他们的内心未曾消沉。这正如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赶时髦和新潮，仍掩盖不住内心的空虚和卑贱一样。凭着这种高贵，他们可以在死亡线上吟诗歌唱，可以用自己的血液去化开别人心中的冰山，最终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。

　　1978年，他从那个洞里再生了，把别人和自己泼在身上的脏东西丢在洞里，不再纠缠于过去，他的时间来不及纠缠，他要做更有意义的事。怀着一腔破碎的音符，那些滴血的音符在胸中喧嚣着。他要求回丽江，回到丽江当中学教师，除了要搞自己心中的计划外，他想培养自己的学生。走出狱门后，他才发现，他热爱的音乐，在他蹲监狱的漫长时间中荒废了，一些七八岁的小孩，钢琴都比他弹得好，不免使他惆怅。他只能放弃自己的劣势，充分发挥自己掌握多种民族语言的优势，去研究音乐民族学方面的课题。写到此，使我想起著名文化学专家余秋雨教授的一段话：“小人牵着大师，大师牵着历史。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，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。一部中国文化史，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，而法官和原告，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。”现实总是这样，狐狸总想骑着老虎跑。他虽然走出了监狱，但在前进的旅程中，注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磕绊。因为，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，有个性的人常常被没有个性的人所牵制。因为，他这类人的存在，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，就是一种威胁，所以……

　　他义无反顾地扑在了自己选定的事业上。从1978年到1984年，他利用各种机会，到丽江的边远地区采风，自费去调查，跋山涉水，深入民间，像一个潜水运动员，深深地扎在海底，深深地扎进了纳西民族的原生文化圈之中。我们知道，我国古代以来的学术研究，除了极少数例外，大多从书本到书本，缺少野外考察的精神，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缺乏实证意识。而他是以一个“大东人”的身份和心态与当地的民间艺术家和底层群众融为一体的，不仅考察形象、意识、语言、歌舞形式，还直接体验他们的内心情感、心理因素，甚至山脉走势、河水流声、动物鸣叫、气候原因等，都无不与艺术有关。他在大东挖了一口艺术的深井，许多思索了多年的想法，得到了事实的证明，使他更坚定了心中的信念。于1981年下半年开始，撰写《活的音乐化石》即《音乐源于恐惧》(之一)。这篇后来引起争议、引起共鸣、引起大波大浪的论文，从1983年定稿到1986年发表，中间用了三年时间，深入细致论证，争取各方面意见，精心研磨。

　　古人说十年磨一剑。他真的用了磨剑的功夫，六年磨一篇论文。好在他有一付强壮的身体，是劳改矿山留给他的唯一的好处。由于长期劳动，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，下乡、野宿的艰苦，对于他而言，不过是小儿科了。他从这篇论文开始，一发不可收，找到了自己的方式，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。越是聪明的人，痛苦也比常人多，这似乎是一条命定的规律。因为他们总是不安于现状，总有那么多奇思妙想，总想出人头地、引人人胜，试图否定别人都在走的坦途，另辟蹊径，使许多己成定式的东西变得摇晃。这样就招来许多麻烦，因为在世间，平庸的人毕竟比才华横溢的人多。

　　这样，由于他的才华，由于他总想发现或表现的性格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也得到了常人无法领略和企及的体验、感受和认识。在求知的路上，他走得比别人艰苦，也得到了世人得不到的辉煌。有趣的是，世人习惯于贵古贱今(包括我们在内)，已有历史定评的音乐大师、大艺术家谁也不会怀疑，就像谁也不会说聂耳不是音乐家，因为他离我们很远，我们才把他看清了。可是，当年与聂耳在一起生活的市民看见的也许是一个神经质的人。就像今日的宣科，大研镇中四方街的市民，至今仍说他是“疯子宣科”。因为离得太近了，反而看不清庐山真面目。破译原始音乐舞蹈的文化密码原始音乐和舞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?它产生于何时?在什么条件和意识下产生?远古先民如何唱跳?这些意味深长且颇多诱惑的问题，被历来的专家学者们论来证去，有劳动说、宗教说、性爱说等多达15种说法，洋洋大著，汗牛充栋。而宣科力排众议，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——恐惧说。他认为音乐、舞蹈是恐惧中产生的。他是从纳西族先民遗留下来的一部多声部混唱曲《窝热热》(应是《热美磋》)为例来解剖的。

　　他刚从北京讲学归来，我乘兴在昆明采访了他。宣科先生很愉快地接受了采访，他讲述了自己撰写论文的始末。他说，原始音乐，一般指的是非常古老的、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音乐，即无文字记载的文化中的音乐。我对《热美磋》这个古老的歌舞形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，其初步成果表明：它的表象和表现，是氏族社会前期或更早的产物，这种未经大的变异而存活至今的例子，在中外现存原始音乐中极为罕见。《热美磋》这种歌舞，保存在丽江大东和宝山一带。“热美”是一种精灵的称谓，它同时具有善与恶的属性，它经常出没于森林旷野之中作害于人类。它舔吸人行将逝去时的眼泪，然后吞食其尸。作为原始的人类，在那个时期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有限的。他们对生与死、黑暗与光明、冷与热等现象还未认识，特别是人的死亡。原始先民通常见到并理解了的只是“野兽咬了人，人就死了”；而不能理解“生病死了人”这一层关系。因为前者的死，可以看到致死的全过程，而后者的死，人的肉眼看不到。对待“会致人死命”的“野兽”，他们的办法是靠驱赶来威慑，就是大家一起呼喊“热!热”，一方面想驱赶和吓唬，另一方面怀着某种祈求的愿望。人在生病而死时，他们也相信一定是被一种“看不见的野兽咬死了”。所以，在《热美磋》中的男声“窝热热”，就是驱赶这种看不见的野兽。以故“窝热热”并非号子，也不是“吭晴吭晴”等衬词，而是一种精灵的称谓。

　　在《热美磋》这个歌舞中，女声听起来与羊咩声完全一致，在男声中穿插，形成不断线的一串串羊咩声，自始至终。没有任何歌词，只是学羊叫。那么，为何只学羊叫而不学牛或老虎等的叫声呢?因为纳西先民放牧的第一种家畜便是羊，另外，纳西先民也相信“鬼怕羊，而神则爱羊”。在现代纳西语中，“喜裕”意为“人生”，可以直译为“人和绵羊”。可以说，“有羊的地方便有人生活，听到羊叫，鬼就不敢来”。《热美磋》在唱跳之中，从来没有过乐器伴奏的历史，这一点正符合“最古老的文化是没有乐器的”这一定律。

　　“我们谈论和争议的焦点是寻找起源，那就要疏通源流，那就是得到源头去，而不是流的一段。在15种学说中占主流的‘劳动说’，是中国人发明的，最早见于《淮南子》中的记载，后来发现在鲁迅先生的《且介亭》中。这个学说来源于《淮南子》中搬运木头时的号子‘晦哟晦哟’，为了统一步法，减轻劳动力而产生了号子，节奏又是音乐的灵魂，这样，音乐产生于劳动节奏之说，就成为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事实了。而我认为错了，因为它还没有到达源头，‘晦哟晦哟’是为了抬木头，抬木头是为了建房，那么穴居时代有‘哟’吗?反过来，穴届时代有恐惧吗?后者的答案才是肯定的。《热美蹉》这个歌舞的目的就是保护同伴的尸体不被‘热美’所吸食而进行的驱赶行为，十分靠近人类早期思维中的潜意识，就是安全和不安全。劳动生活等对原始艺术，特别对音乐舞蹈是起着促进和催化的作用，但并不是起源。”

　　宣科对《热美磋》进行了透彻的研究，他从多种学科、多种角度透析，进而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，并大胆地提出鉴别是不是原始音乐的几大条件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。他认为，鉴别原始音乐，其一，多声性，人类音乐活动中混声先于合唱；其二，音响，或创作素材只能是大自然和人类的本能音；其三，排斥一切乐器，包括拍手，即人类音乐发展声乐先于器乐；其四，与原始舞蹈结合，即兽胁舞步和手未解放的、顺时针方向的环舞；其五，它只与早期人类的生物崇拜，即图腾主义萌芽时期的群体思维相关，并为某种恐惧心理，进而发展为驱赶、吓唬等形式，有的带有宗教活动性质，但不是仪式；其六，这种“活的音乐化石”，必须与当地也有“活的原始文化”并存或印证，极不可能单独存在；其七，它的产地在气候、地理、地质等方面应具备生物群落得以存活至今的条件。

　　他的这些具有挑战意味的观点和理论一出台，立即引起了音乐民族学界的哗然，赞成者有之，反对者亦有之。这个生来就不安分的人，总是在思想领域里探险，还未等人们醒过神来，他又去发现了，丢下了这片荒野中的音乐，留给后来者去争辩。他老兄又在另一片天地大吼一声，我们也不得不扭过头去，看看这家伙又发现了什么宝贝。

揭开《白沙细乐》的悬案

　　在丽江，至今保留着一部大型器乐歌舞组曲《白沙细乐》。这部源远流长的组曲，历来被认为是元朝军队南征大理国时，忽必烈赠送给当时的纳西王的音乐，即原初是属于蒙古王的宫廷音乐。音乐界、文学界、史学界都这么认为，民间也就跟着认可了；并且被一些四五流的文人，篡改出望文生意的拙名，将《白沙细乐》改头换面为“别时谢礼”，指忽必烈离别丽江时作为感谢当地土著的一种礼物。实际上，从《白沙细乐》音乐本身所透露出来的纳西味，纯正的纳西人音乐特色和情感特点，也有人怀疑过，但没有足够的证据驳倒历史已成定局的结论。直到宣科的出现，这一悬案，又要被他推翻。他从文献学、语义学、乐器史、民俗学、音乐特征等方面进行论证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例举，层层深入的分析，得出《白沙细乐》不是蒙古音乐，而是纳西族先民留下来的传统音乐。他从《丽江府志略》发现一条记载：“《白沙细乐》，元人遗音。”这条记载也是大部分人的证据，但他发现，在古代，“元”通“原”，照样可以理解为“原来居住这里的人留下来的音乐”。

　　他开始像一只蜜蜂，采集百花之粉，要酿一坛怪蜜。他翻文献，正史野史翻了个遍，多少民间艺人，被他层层叠叠地访问，像翻家底一样，遍寻可疑之点，寻找蛛丝马迹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不仅是学者，更像一个历史文化的侦探，他要侦破“白沙细乐”的冤案。逐渐地，随着他的材料的增多，思路渐渐清晰。一些反对者的论据被他推翻了，因为他发现了更早期的记载。在学术界，有个不成规矩的规矩，即约定俗成的规范，凡有史书记载的，“宁信早”。第二个难于突破的重点是乐器的鉴别。因为《白沙细乐》中有一件乐器叫“苏古笃”，历来被认为是蒙古族的乐器。他开始探索，既然“苏古笃”是蒙古人的乐器，为何如今的蒙古大地上没有了这件乐器?在战争或什么劫难中失传了?那么，失传之前这件乐器的蒙古语叫什么?过去，这件乐器在蒙古的哪一地区保留?是谁来使用?它是诗人作为吟唱的伴奏，还是某乐队中的编制之一?它在何时流传和在何时失传?为何失传?天灾?人祸?哪一类的乐器?是弹拨类还是拉奏类?最后，他可以确定苏古笃并非蒙古人的乐器了。那么，这件乐器是从哪里来的?他又寻找根据，发现这件乐器与南方陆上的茶马古道有关，明显具有土耳其乐器的特点，是一件在辗转流传中变异出来的乐器，弹拨出的声音有阿拉伯音乐之味。原来是波斯的“柳特琴”。

　　他又从民俗学的角度论证《白沙细乐》的演奏地点和时间。这组曲只是在人死后，在棺材旁演奏。音乐哀婉凄切，如泣如诉。从心理上说，一首皇帝赠送的曲子，不可能拿到棺材旁演奏，这是大为不敬的行为。在历代封建社会中，不可能有这种伤风败俗的举措，也不符合人的心态。一般而言，皇帝给的东西，只可能在喜气洋洋的场合中，作为一种炫耀。因此，他认为《白沙细乐》是纳西族和普米族在古代的一次传说的战争后产生的，是一部典型的安魂曲。“白沙”是“崩尸”的谐音，崩是指普米，尸是死，“白沙”就是普米人战死的地方。乐曲第一章：《驾》。其内容是，在纳西族居住地祭吊亡灵，使那些战争的冤魂得以解脱。第二章：《一封书》。这是战争的起因或序幕，叙述的是那个嫁给了普米王子的纳西王的女儿，回娘家探亲时，知道父王的阴谋后写给王子一封信，向他通风报信，揭露父王的阴谋。第三章：《三斯汲》。战争的结果是血流成河，据说普米王的部队和纳西王的军队在白沙遭遇，两军对阵，血流成河，以普米军队的失败而告终。第四章：《阿哩哩汲泊》，安魂曲。让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魂灵得以安息。第五章：《公主哭》。对那位试图制止战争的公主的正义，表示同情、理解和歌颂，并在乐曲中表达对和平的响往，借以超度那个善良的公主。因她最终无法说服父亲，被父王囚禁在玉湖小岛上，饥渴而死。第六章：《开蹉》，法事。为保护亡灵们不受其它鬼怪的诱惑，以弓箭舞进行威慑。

　　经过他大胆地假设，小心求证，不偏食，不偏废。他在没有大量事实根据以前，从不轻易发论；等他寻找到足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历史事实时，必会提出很玄的理论，并言之凿凿，论之潺潺；使你无法不面对他的新说，使许多已成定论的东西，不能不再次修改，或重新审视。在《白沙细乐》研究中，他最终赢得许多人的赞赏。也有一些人，认为他的论说是奇谈怪论，但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：宣科拥有事实材料，你无法驳倒他。这使我想起一个美国作家辛格说的一句话：“任何新颖的观点和新鲜的理论都可能被后人推翻，惟有事实是无法超越的。”是啊。后来者无论多么聪明，都无法去改变历史事实。事实毕竟是事实，你无法去改变和篡改，只能去忠实地研究。宣科的个性魅力，他的研究态度及方向，有许多启示，使我们不得不一次次跟随他去探索。

寻找唐朝的声音

　　当我们还在白沙寻找细乐的秘密，按他的指点思索着那部乐曲的魅人之味时，宣科又一次出发了。不再留连于那部一唱三叹的哀歌，又一部被称为“纳西古乐”的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溶人古歌古调，加盟进纳西古乐队。他那对镜片后面的鹰眼，又像猎人的目光一样，去搜索和发现新的猎获物。一个目标渐渐出现，他的眼前，一个更大的猎物出现了。他屏住呼吸、养精蓄锐，正要发起进攻之前，一个沉静的瞬间，一片爆炸的黑暗，一道闪电前的宁寂降临了。

　　每一个中国入，从启蒙教育开始，谁没有背过几首唐诗?殊不知，这些诗词都不过是歌词而已。在唐朝，这些都是歌，诗不是念，是唱的。但由于没有记录的简谱之类，曲在流传中消失了，而词被文字记录了下来。为何会遗失呢?因为在古代还没有记录歌谱的方法，又没有录音机之类的电器，在传唱中遗失了。令多少人扼腕叹息，又令多少人熬白了青发。考古发掘，研究史料，推测探索，试图复原唐之音，但都收效甚微。那么，这种音乐在中国大地上真的全部灭绝了吗?一个声音在中国西南一个偏僻的角落发出了振耳之聩：不!原唐之音并未失传，他发现在纳西古乐中仍有留存。

　　初听纳西古乐时他便觉得奇怪，觉得有点不寻常，听出一些弦外之音。为了获得更清晰的感觉，他参加了大研古乐队，作为一名演奏员兼翻译。这个乐队是一些老人组成的，纯粹是一个民间组织。大家凑点米、肉、菜之类，在闲暇时光，演奏古乐，打点平伙，消遣娱乐；既达到休息目的，又能得到艺术享受，互相切磋技艺。交流感情，揣摸艺术，完全是一种平静的、自由的状态，没人命令，没有任务，纯粹是一种心灵的交流。随着对外开放，许多外地的游客对纳西古乐很感兴趣，渐渐地古乐队变成了介绍丽江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。凭宣科的演说才能和流利的英语翻译，知名度越来越高，甚至有些观光客说，古乐的典雅和宣科的宣传，妙手天成；有的说，古乐他们听不懂，是为了听宣科的解说而去的，因为他会给你许多意想不到的欢乐！踏着四方街的五花石，在古旧的街巷，觅着古音走去；又披一身月光，揣一腔柔情古乐回家来。。这是多么愉快的时光。这支乐队，到目前为止演奏近1200场，有58个国家和地区近5万人听过古乐，多达40多个国家的报刊等新闻媒介作过宣传报道。

　　宣科在解说的过程中，翻阅了许多资料，他发现丽江的纳西古乐被说成是道教洞经音乐。有疑点，因为它与其他洞经音乐不大相同。他收集了许多洞经音乐曲谱，并对道教音乐进行了研究；又反复阅读了许多唐诗宋词。在艰苦的工作中，他有了收获，发现在“纳西古乐”中有三首曲子是唐朝的音乐。他把唐代诗人的诗填回音乐中去，无论从诗的情绪、音乐的意境及形式，都能融合得天衣无缝，这使他激动得夜不能眠。这三首曲的发现，使他茅塞顿开，抓紧研究，并确信无疑。因为，作为道教音乐，以宗教音乐的传承方式传承，是不能随意改变的，可信程度较大。但是，洞经音乐在云南很多地方亦有留存，如大理、楚雄、巍山、建水、保山、蒙自、开远、石屏、永胜、鹤庆等，他都一一作了比较。

　　他发现，这些地方的音乐都变了，原因是无一例外地加了一件不该加的乐器，即唢呐。因为唢呐是胡乐器，把琵琶之类的丝弦之声盖住了，这件乐器在古代汉族雅集型细乐中是没有的。而丽江的纳西古乐中不用这件乐器，真正的中华民族最强盛时期的宫廷音乐找到了。但遗憾的是，只有三首。这三首分别是李烃(李后主)的《浪淘沙》，张养浩的《山坡羊》，南宋张炎的《水龙吟》(1942年已由纳西学者周凡将南宋张炎的词填配)。这几首词曲已填配成功。如果这几首曲能得以证实是唐音，那将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。横跨千年历史，湮灭在历史深处的东西居然活在丽江，并且被一个叫宣科的人发现。这似乎是一种天意，或是上帝对曾经错怪过的这个孩子的一种补偿?许多历史文化之谜，偏偏都被这个在丽江的称为“宣洋人”、“宣科疯子”的人发现，奇怪吗?奇怪又不奇怪，因为这是一个虽历经沧桑，但不失赤子之心的人。

　　他像一块海绵，吸吮一切生活的鲜露，遍采众山之花，酿出艺术之蜜。他喝过生活的酸奶，亦喝过生活的苦酒，但他不是用酸的和苦的来回报生活。他用音乐，用抚慰许多经受创痛的乐音，去抚摸心灵的灾区。每次我见他，总想起那句诗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。他的确很狂，但他是做出了事情之后才狂的；在没有做以前，他像一个小学生，每个人都可以当他的老师。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，铸成他独特的个性。他说，他常常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，所以有点自豪感，对什么都不服输。因为他经历过没有人格的、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枯萎人生，经历过被唾弃的心灵折磨，并在那样的环境中站着走出来，而不是爬着出来，所以，他骄傲。他也有雄心去征服。

　　他的发现引起了音乐界的关注，经中国音协、中央音乐学院等九家单位的邀请，他率领大研古乐队，组成一个“雅乐还京”队赴京演出，并作学术报告。在北京、天津等地演出时，许多音乐界知名人土前往观看并进行研讨。纳西古乐得到了音乐界吕骥、陈自明、何昌林等元老的肯定。

　　宣科这个多血质的艺术家，听他谈文论艺，你不会觉得日子难熬，根本不会觉得太阳落了。他仍以一腔热血耕耘在玉龙大雪山下的民族文化的祟山峻岭之间，以他永不寂寞、勇于创造的心灵迎接一道道艰辛，冲破一道道束缚；他始终像一个战士，一个诗人，不停地行进在一条条艰险的路上。他将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。正如天才的球王贝利说的：“我踢得最好的球，永远是下一个。”宣科先生，你漂亮的下一个球该踢向哪里?

纵论地域心态与音乐心态的姻缘

　　65岁的人啦，他还穿着牛仔裤，风度翩翩的在丽江街上走来走去，眼睛里还闪烁着20岁小伙子的光彩，一点正经没有。可你不要怪他，他已经丢失了20年，封存了20年，难道他不该找回他失去的青春和时间吗?有的人老了，但他的青春永存；有的人很年轻，但青春已经消逝了。

　　宣科已经不再满足于通过一个民族的一首歌进行论证，他已经看到了更鲜艳、更具挑战意味的领域。经过微观的研究，他掌握了许多别人无法得到的实征资料，已经具备了进行宏观建树的可能。他要站到喜马拉雅山上去，他要征服更高的海拔。他开始把目光放在整个世界民族的地域心态和音乐心态上，他要划分、要纵论、要解析，容易吗?不容易。可他有条件这样做。因为，他虽然僻居玉龙山下，但丽江这个纳西王国，由于洛克、顾彼得等世界名人的宣传，越来越为更多的人知晓。凡是到丽江旅游的外国朋友，没有不认识他的，因为他的名字被列人称为旅游者圣经的书中。凭他坚实的英文基础，以及古乐队这扇窗口，他得以与各色人等进行切磋、交流，同时也得到许多他需要的音乐资料、图片，这就为他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。

　　他进行了一项大胆的试验，按自然地理条件划分人类唱歌的种类。他发现，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受制于四种地域条件，由地域心态培育出四种音乐心态，所有人群的不同演唱风格、嗓音特点，都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，自然气候、饮食、不同等音素直接影响人的声音这四个音态区分别为：其一，沙漠心态区培育的沙漠音态。由于环境的险恶、自然条件的严酷，所唱的歌染有某种强人气质，有一些强暴之气，也是歌唱的对象。因为在那种环境中，只有顽强的人才可能存活得好。歌声是疯狂的、挣扎般的、沙哑得如同沙子般的吼声。那里不出美声，也不可能生长美声。他以一个著名的歌唱家阿卡。蒂亚为例进行分析。她的嗓音沙得出奇，带有摇滚性质，在阿拉伯世界，她的名字家喻户晓。她所到之处，听众成千上万，观者如痴如醉，随着她的演唱，被艺术所震撼的人会疯狂，常常造成音乐事件，每当音乐会结束，许多医院住满了负伤的人。这是典型的沙漠心态。

　　其二，平原心态培育的平原音态。这种地域内产生皇帝不产生王，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一种族群和历史。由于皇帝常常产生自我误会，认为自己是中央，其他都是胡夷之辈，它没有侵略性，但自高自大过了头。表现在音乐上就是京剧，可以称为北京歌剧，那些大花脸唱出的歌都有金属之声，例如京剧大师盖叫天、裘盛戎、周信芳；女声如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关肃霜等，他们用头颅共鸣，用假嗓演唱，声音很亮，穿透力很强。他认为，平原心态最突出的例子是汉文化和音乐形态。其三，高原心态培育的高原音态。他以阿尔卑斯、昆仑山、帕米尔、喜马拉雅等地域民族为例进行分析。他认为，居住在那些高原上的人，具有某种危险性，自以为自己离天最近。居住在高原上的人，都喜欢玩枪玩刀、骑马喝酒，常常有点疯狂，这可以从藏族的歌中得到认识。他认为早期才旦卓玛的歌是很典型的，诸如电影《农奴》中的插曲。那些优美的旋律只会缭绕着往天上飘去，一切的苦难和遭遇，只愿与天诉说，是一种与天对话的声音，不屑于跟人对话，因为人间不公平。

　　除了与天对谈，还可以与地交流，那就是佛教传人西藏时与本土宗教本教结合的那部分。念经之声低沉、浊重、浑厚，似闷雷滚动，它以大地作共鸣器。几个人在大殿念经时，整个大殿似乎要被抛起来，好像土地在晃动，这是跟地交流的声音。他认为藏族歌谣是高原心态的典型例证。其四，峡谷心态培育的峡谷音态。他以横断山脉峡谷区域的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。他认为，由于地理的限制，峡谷中形成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的封闭局面，使得峡谷中的人心理很狭隘，似乎外面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，防范和怀疑成了他们的共同心态。不与人合作，敌视外来人，这种峡谷区的人的共性是夜郎自大。突出特点是不能容忍别人，排外之外有时也排内，就是搞“窝里斗”。但有一点很好，他们有很强的吸纳性，一旦外面的东西流进去，容易保留得长久，具有较长时期的积淀过程。在这方面，他以纳西族音乐作为典型例子进行透视。

　　宣科的新观点、新见解层出不穷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他好像是一坛储存已久的害酒，时间越长越有韵味。他常常标新立异，独立群雄，卓尔不群，引起音乐界、民俗界、史学界的关注。最近，他又被英国的牛津、皇家音乐学院、赫尔等四所名牌大学邀请，即将赴英讲学演奏。一个土生土长的纳西人，一个喝玉龙雪水长大的人，即将要登上欧洲辉煌的学术殿堂，论说他的发现和创建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这匹音乐界的黑马，又一次要扬蹄奔驰。

　　在目下这个物欲横流、惟利是图、文人学士纷纷下海、为几个小钱便不顾尊严和洁净心态的时期，宣科仍然耕耘在自己寂寞的田园中，保持着一腔干净的理想，默默地建盖自己的学术大厦，这是很有意味的。

　　与宣科同处一世的我们，看到的宣科可能是一个疯子，可能是一个怪人，宣科不过是宣科。但隔了一些时光之后，后人心目中的宣科会是一个什么形象呢?不说也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