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上旬这几天，每天傍晚的时候，在六部口北京音乐厅附近的胡同里，都会出现十几位身穿绣着金丝的黑缎子的衣服、脸色黝黑的七八十岁老人。他们留着一把花白胡子，戴着黑色的礼帽，步伐很慢，在狭窄的胡同里栅栅而行，有时赶上拥挤的车流和人群，他们就在路边静静地等一会儿，微笑地看着周围注视他们的路人。

　　他们此时成了北京初春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，炫目却又平淡的知情者说：“这是纳西古乐老人。”

　　他们准时来到音乐厅后台，静静地等候着，手上摆弄各自的古旧的乐器。整个后台全无以往演出前的喧闹，这种宁静让人诧异，也让人想念。

　　在整个音乐厅里，有人统计，共有27家媒体在紧张地采访，把焦点对准老人们。音乐厅经理钱程说：“我敢说，这绝对是世界上最老的演奏家们。”

　　有专家说，云南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此次来京演出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展示了中国古典音乐的“活化石”。一群古稀老人居然操着四五百年历史的乐器，演奏早已失传的古乐，这其中包括据说为唐玄宗李隆基所作的《紫微八卦舞曲》，唐宋很多曲牌的原声。这一古乐在汉族地区不是失传，就是因历代加工而走样。奇迹就出现在这群老人身上，久远的古乐在他们的手上复活了。

　　“音乐的历史幸运地在他们身上得以保存，得以延续，他们是值得抢救的传奇人物。”一位研究古典音乐的专家激动地说道。

　　个子不高、戴着一副眼镜的古乐会会长宣科介绍说：“整个乐队里，80岁以上的有7位，70岁以上的有5位，60岁以上的也有5位。”高龄老人出远门，而且是从高原下来，有其一定的危险性。但老人们在来京之前都一一签下了遗嘱一般的“生死状”，自愿承担了健康的风险!

　　古乐老人的出行就抹上了悲壮的色彩。丽江地委宣传部长和家修说，老艺人若出现情况都是不堪设想的，我们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味道。但老艺人很坦然，一次次让我们有惊无险。和部长说这话时，一脸激动。

　　老人们的言行必然带有老人的特点，他们朴实率真，也没有特意在公众面前掩饰什么。到北京后，他们执意要去天安门看看。一天上午，他们就从六部口沿着长安街，漫步走到天安门广场。一路上兴致不减，谈兴颇浓。不料一位80多岁的老艺人掉队了，与大队人马失去联系。和部长、宣科马上召集年轻人四处寻找，警方得讯后也派出警力。两三个小时过去了，一无所获。在大家焦虑之际，这位不懂普通话、也不知晓音乐厅具体位置的老人居然凭着直觉回到音乐厅。晚上演出时，这位老人依然很认真。但终因白天在路上行走多时，在演出中途时，他在台上疲倦地、悄悄地睡着了。旁边的老艺人捅他一下，他没有醒过来。宣科向观众介绍其中原因，大家对老人投去理解的目光。于是，在悠扬古朴的乐声中，老人靠在椅子上安静地休息了一会儿。有人说，这是音乐厅表演中最难得见到的一幕，具有高龄老人历史性演出的特点。

　　据悉，这位老人事后深致歉意，在以后的演出中仍旧认真，表情安详。

　　宣科称，这些老人见过许多世面，饱经风霜，一生坎坷。他们中有的是皮匠、木工、印刷工人，有的是马锅头、教员。小小的乐队几乎占全了各行各业。85岁的赵应仙老人告诉我，他曾经在西藏跑过马帮，并到印度做过运输，一生吃尽苦头。

　　在丽江，学习音乐是家庭熏陶、个人养成的自觉习惯，纯朴的古风造就了不少民间艺人。为了音乐，他们要付出比别人高出许多的代价。宣科说：“不少老艺人家庭成分都不好，多少年来受极左路线迫害，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家里人也多受他们影响爱接触音乐，实际上古乐在那时也中断了。”宣科自己曾经当了21年的囚徒，1978年释放后对古乐有一种饥渴的感觉。

　　改革春风慢慢地吹到高原深处的古城，“古乐会”的牌子又隆重地挂起来了，来丽江旅游的中外游客又可以慕名来到那古色古香的演出宫，欣赏到一群老人的绝活儿。演出场所只能容纳印多位观众，地上铺着柔软的松针，古乐如空谷之风、天外之响让人们陶醉。丽江城里的古乐和这群古稀老人上了许多国家的旅游手册，他们被形容为中国古典音乐的“活化石”。

　　在丽江，每天黄昏时候，这些老人都从家里步行走到古乐会，准时参加每天晚上历时两个小时的演出。77岁的老人张龙汉说，我们自己把演出当作一次练功，当作一次修炼。大家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，在一起合作是荣幸，配合很默契。

　　与老人们交谈，发现他们大多不擅长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呆在音乐厅附近的旅馆里，看看电视，随意地聊天。他们衣着整洁，有时坐在屋里还严谨地戴着礼帽。他们说北京的建筑高大、漂亮，也说丽江古城水清云高、天空湛蓝。他们的言语中，时常夹带诗意的句子和描述性很强的短句。

　　旅馆二楼服务员龚焕明说了自己的印象：老人们很干净，随和，有学问。

　　古乐老人们的身影将不仅仅出现在首都，他们年内将远行到挪威和英国。离京的前一天，我陪他们到挪威驻华使馆送交节目。